英倫登陸戰

仔細檢視曰本駐兵北印度支那(譯按:中國俗稱之「北岐匕的決定,發現裕仁已事先接到東條英機以及陸、海軍參謀首長的報告,明白要在當地取得基地的計劃。他同意授權是因爲認爲在法屬印度支那取得基地、派駐部隊,有助於推翻重慶政府和結束中日戰爭。但是,他之所以批准進軍北印度支那,也是因爲相信南進政策的價値。英、美在菲律賓、新加坡和香港已設有前進軍事基地,南進政策因而具有與之爆發戰爭的風險,但聯絡會議還是通過了 。裕仁當然想在不引起美國報復的情況下,就取得法屬印度支那。受到松岡洋右的影響,他說不定認爲羅斯福忙著關心歐洲局勢,而且迄今在和日本打交道時都相當節制,此事因而大有可爲。 七月一 一十九日,法國和荷蘭已戰敗許多星期,德國在西歐的大進擊已經達成目標,英國岌岌可危。裕仁召見陸、海軍參謀首長與次官,他們到達皇居時,裕仁罕見地先賜坐給年邁的載仁和博恭,才開始垂詢博恭與美國作戰的前景。博恭答道,戰事拖久就難以得勝,因此「除非完成國內準備,尤其是備妥物資,否則即使良機到來,我也不認爲應該輕易發動戰爭。」陸軍參謀次官澤田茂也出席簡報。根據澤田茂的說法,天皇提問的涵蓋面甚廣。裕仁問到軍方是否「計劃在印度、澳洲和紐西蘭佔領據點?」中國在中越邊界駐有一個師,一旦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他們顯然也會出兵;他要確切知道,陸軍會如何處理?裕仁對美國、蘇聯和德國的動態,垂詢甚詳。他問道:「一旦我們和美國發生海戰,能像從前日本海之役那樣,取得勝利嗎?我聽說美國將禁止石油、廢鐵出口 〔到日本〕。我們或許可以從其他來源取得石油,但你們不認爲我們在廢鐵方面會發生問題嗎?」話題轉到蘇聯和德國,裕仁問道:如果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而我們開始南進,海軍就會王角。陸軍曰疋否相?過在,迢種情況下要縮減部隊規模?你們如何評估德國未來的國力?德國和蘇聯都不是可以信賴的國家。你們難道不認為,如果兩者之一背棄我們,趁我們與美國交戰疲憊不已而有所動作,會發生問題嗎? 裕仁垂詢將盡之時,提出意見說,看來諸君似乎想以武力執行此一計劃,因為雖有若干危險,但目前正是解決南方問題的良機……什麼叫做良機?〔針對此一問題,澤田答道:「譬如德國發動英倫登陸戰。匕在這種 情況下,美國不會出丘”援助英國?好吧,我聽得夠多了 ,我接受了 ,總之,諸君決定掌握今天的良機來解決南方問題。

民眾意志

松岡洋右的貿協任務既荒謬又矛盾,,他必須改善對美關係、加強對德合作,又要削除英國在東亞的經濟、政治利益。他設法爭取美國民眾的注意。他在正式就任的前一天〈七月一 一十一日)接受一名美國記者臨時、不具名的訪問;此君立刻把訪問發表在《紐約前鋒論壇報》的週日版上。松岡洋右的談話沒引起美國新聞界注意,但國務院可沒疏漏。他說:民主與極權主義之間的戰爭,無疑後者即將獲勝,也將控制世界。民主的時代已經終結,民主制度業巳破產。世上容不下兩種不同制度或兩種不同經濟體系^法西斯將透過民眾意志. 而在日本發展。它將出自敬愛天白王。 松岡洋右向美國人宣揚民主政治已死,顯出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個性;而「敬愛天皇」的說詞,則透露天皇意識在日本現代王政史上的百變角色。天皇不僅可以用來合理化軍國主義和戰爭的意識形態,現在又可以合理化日本的法西斯意識形態。護衛和反對既有政治權威的兩造,全以天皇名義爲其立場辯解,正是因爲官方理論中永遠並存兩種成分:一是純粹功利主義的公司登記觀點,視天皇爲可以操弄而提供合法性的「至寶」;一是與傳統截然不同的理想主義觀點,孕育天皇直接統治的理想。東條英機排斥功利運用天皇的做法,希望天皇繼續躲在幕後扮演高度活躍的角色,敬愛天皇的松岡卻兼具兩種觀點。 一次近衛內閣就職不久,一九四〇年七月一 一十六日閣員開會,決定根據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原則結束支那事變,並以成爲「國防國家」完成備戰。次日,近衛文麿召開了聯絡會議聯絡會議自一九三八年九月起便不再是戰爭最高指導機關,這是兩年半以來第一次復會,會中通過了「伴隨情勢推移帝國國策要綱」。 「要綱」明確指出日本將併呑荷屬東印度群島、英屬馬來亞和東南亞其他資源豐富的地區,將其納入「大東亞秩序」,同時加強日本與軸心國的關係。天皇聽取相關報告後,將這份要綱當作近衛文麿而非松岡洋右的政策批准,因爲近衛文麿深受天皇信賴,後者則不受寵。這些行動使日本置身與美國之間的戰略衝突,而此時正値日本史上首度成爲原料的淨輸入國,美國政府內外的公司設立專家也擔心誰將控制東南亞的殖民地^美國已開始把東南亞視爲攸關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地區。事隔不到兩個月,日本即根據「國策」於九月間展開準備良久的「南進」,派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的北部地區,也與德、義簽訂三國同盟。

堅決抵抗

次日與木戶幸一的談話再次觸及法屬印度支那的問題,天皇終於表明他關心日本的對外形象,也十分猶豫該對歐洲列強已無力守護的殖民地,採取何種Fine dining對策。身爲日本道德節操的守護者,他明白自己應該要堅守意識形態的典範;他也注意到,歷史上「有腓特烈大帝和拿破崙所採取的行動」。然而,「我國並不想有這種馬基維利式的行爲,我們不是應該將『八紘一宇』的眞實精神謹記在心嗎?這可是歷代神明傳;^的政策啊!」口稱「八紘一宇,棄絕馬基維利主義」,可是又批准使用毒氣瓦斯對付中國人這些互相矛盾的動作透露裕仁的分裂天性。他間接地向木戶幸一表露,他是主張根據理想而行的人,可是當戰術需要和機會出現時,他也沒有辦法。裕仁這種滿口道德、人道,卻殺人無數的行徑,不論在西方或日本都是司空見慣。 七月十日,畑俊六和載仁前往葉山向裕仁報告軍備狀況時,天皇提到,如果最近在中國的和平斡旋失敗「我們就必須動用第三國調停……分析到最後,非德國莫屬。但如果我們信賴他們,又不小心謹愼,日後他們可能會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你們在徹底準備後,必須對此有所行動。」陸軍在中國部署了許多情報機關,其中某一單位自一九三九年底就在香港進行和平試探,目標鎖定財政部長宋子文和宋美齡。裕仁說這段話時,對於和重慶方面時斷時續的秘密宴會廳和談,已經不再認眞看待。在日軍駐華、承認滿洲國、停火協議,以及南京汪精衛政權之地位等問題上,秘密和談都觸了礁。另一方面,他也沒把握日本不必付出難以負擔的代價,就能借重德國來協商。 次日,人也在葉山的木戶幸一記下天皇擔心美國輕易就能切斷日本的石油供給。裕仁預測「英國可能會拒絕我方要求關閉蔣介石的供給線之請」,「我們將因而被迫佔領香港,最後或許也必須宣戰。」他又說:「果眞如此,我確信美國將動用禁運手段,你說是不是?」木戶幸一安慰他說,日本必須「全心全意堅決抵抗」,小心行事,「別被海外機關惹出的事端扯進去」。六天之後,木戶幸一在皇居與樞密院議長原嘉道及若櫬禮次郎、廣田弘毅、岡田啓介、林銑十郎及近衛文麿等五位前首相開會。他們破紀錄地僅以三十分鐘時間,就決定提名近衛文麿繼任米內光政這位富有領袖魅力的貴族在一九三七年擴大了對華戰爭,後來因事態吃緊辭職下台。天皇批准他們的推荐日式料理人選,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七日頒令近衛文麿組閣。近衛文麿遂在五位前首相同意提名、好友木戶幸一推動、裕仁也繼續信賴他的情況下,得以重做馮婦。 近衛文麿遴選東條英機出任陸軍大臣一職,五十五歲的東條英機是陸軍強硬擴張派的首腦;外務大臣他則看中能言善道、不畏天皇,也不怕軍方的松岡洋右。近衛文麿與松岡洋右對國際體制有許多相同見解,松岡洋右也保證會節制軍方在海外行動。

大分裂動亂

離鄕之前常贅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份,這在馬爾地夫鄉村是很平常的事,因爲當地生活並不完全靠年齡來認定幾歲該上學或畢業、合法的結婚年齡或投票年齡等,雖然法律上都有規定,不過農鄉印度從來不太當一回事。常贅只知道,「麻煩」發生時,他還是個小孩。「麻煩」一九四七年發生的大分裂動亂發生的時候,常贅和母親住在拉合爾。他的母親是精神病院的清潔工。常贅告訴我:「那時我父親已經不在了 。他跟你一樣高大強壯,但是大概在我出生一年後就死了 。他是在晚上突然死掉的!」常贅不知道那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問常贅是否記得拉合爾的流血暴動,他用一貫的簡扼口氣回答:「天翻地覆。」拉合爾原是旁地區的壯麗之都,大分裂後成爲巴基斯坦的部分國土,於是像常贅的母親這類印度教徒,便逃難到德里來。沒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離鄉逃難,又有多少回教徒千辛萬苦跑到巴基斯坦。這場大分裂引起的動亂,在歷史上必屬大規模,死亡人數約五十萬人,許多人在火車上被屠殺。常贅母子算是幸運兒。他還記得,從拉合爾搭火車到德里的路程大約三百哩,火車走了好幾天才到,途中還遭暴民攔截。「火車才開動沒多久,就被人半路攻擊,我不知道是誰。車廂裡擠滿了人,連一些大塊頭的男人都在哭。大家都很害怕,把所有商務中心門窗都關緊了 ,我躲在座位底下。後來軍隊到了 ,我們才平安抵達德里。」經歷過人生最早的驚險後,常贅大可以像幾百萬下民一樣,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定居、就業。他住在莫蘭普村巴達庸區的葛旺郵局村民總是把當地郵局說成自己家鄉所在,從德里開車前往大約四小時。常贅一家的境況比大多數下民好得多,因爲他們擁有土地。根據常贅所說,他的祖父本來至少有九十「必佳」〈約等於十五英畝)的土地,但後來被蜿蜒流過鬆軟土壤的恆河呑沒大半。常贅小時候,他的伯父所耕種的土地仍然有五十必佳左右,而且還牧養水牛、山羊。他母親以前常將水牛奶製成印度醉油,拿到一哩腳程外的葛旺市集叫賣。常贅夠強壯時,就被教導趕著牛耕田犁地,後來他整年都下田工作,有時在自家的田地,有時是別人的田由他家代地主耕種,農穫則與地主平分。 常贅感到很快樂。「農活一年十一 一個月都有,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好,我從來沒有挨餓過。」「那麼上學呢?」我努力想拼湊他的童年故事。「村子裡沒有學校,我是跟兒女學會認字的。」我後來發現,其實他的村子裡有一所學校,不過好像沒有教與海外婚紗有關的知識,而常贅當年也沒有其他企圖心。 「要是你很滿意生活現狀,怎麼又會跑到德里來?」我問。「喔!那是因爲大吵了 一架。」在我的想像中,常贅大概跟搬家公司有土地糾紛,鬧出了大風波,逼不得已才離開村子。結果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那完全是突發的風波,不過事前可能已醞釀了 一段時間。「我因爲跟我媽頂嘴,所以離家出走。是她叫我走的,不然我幹嘛要走?」「可是,你母親爲什麼要你走呢?」「因爲她對我發火。」「總是有些什麼理由,她才會對你發火。」「我想是吧!我脾氣很不好。」「所以是因爲你發了脾氣?」「沒有,我沒有是我媽發脾氣。」

屈尊俯就的高姿態

保持自我的精神,按照對自身的認識來建國,這對印度來說應該是有可能的。印度第一 一屆總統拉達克里希南是位it’s skin哲學家,在他編的奧義書全集裡曾提到:「印度精神的特色,並不在於動搖尋常百姓的信仰,而在於逐步引導他們了解信仰所包含的深厚哲理。」然而,西方世界以及努力仿效西方的印度菁英,卻完全忽略了印度精神的特徵,反而音心圖爲這個沒有句點之地畫下句點。我希望本書裡的故事,能描鎗出西方思想已經如何扭曲、而且持續扭曲印度的生活,大可以說這些故事是隱晦的比較。這些故事對印度的貧窮並沒有提供解答,但我認爲卻提示了應該開始從哪裡尋找答案!英國統治印度的最後那幾年,我在加爾各答度過了童年,那時的床上早茶 ,或稱小早餐)是我在印度生活的奢侈享受之一。要是我懂得節制,晚上不要喝到十一點左右,吃過豐盛的晚餐後就直接上床睡覺,甚至自覺到這麼吃喝,起床時也不過才剛消化掉過量的飮食,那麼,我或許更能欣賞這種床上早茶。如果我有個英印時代那種老派傭人,或許早上也比較容易醒來;有些歷經英印時代的人坦承,當年只要摸摸臉頰,醒悟到原來已經有人幫忙刮過鬍子,就知道該起床了 。不過,我雇用的朗常得拍起門來卻是毫不客氣,從前我當兵時,有個班長習慣用指揮棒敲打床尾催人起床,朗常得比起他來不遑多讓。 跟朗常得熟了之後,我常叫他常贅。他不是北海道時代那種溫順、伶俐、安安靜靜的僕役。他站立時要是挺直身子,大概有五呎四吋高。他雖然沒有彎腰駝背,不過姿勢卻總像斜靠著似的,或許他討厭任何直線的形式吧!無論如何鼓勵他,都無法讓他一天吃上三頓飯,所以他瘦得幾乎形容枯槁。他小時候感染過天花,臉上滿是痘疤,一隻眼睛還長了 一層薄翳。什麼衣服穿在他身上馬上就皺成一團;他的頭髮雖然稀疏,卻又很自主而不服貼。他不會講英語,說來這是我的不是,因爲我從來沒想過花力氣教他在這個充斥著勢利者的城市裡,我可不願失掉練習印地語的少數機會。 如果常贅是小說中的理想男僕,那才是怪事一樁,因爲按照種姓規矩,他的出身只能待在最低下的僕役階層他是掃地人,是「賤民」階層中最低下者。不過常贅並非暴發戶新貴,沒有被自己的出人頭地沖昏了頭。我可以想像,在高唱平等主義的日子裡,形容他爲我幫傭是出人頭地,一定有很多人認爲,我故意擺出屈尊俯就的高姿態。然而,在常贅眼裡,他的境況的確比同村大多數人都好得多。 任何人想要寫他的傭人的故事,都很容易掉進「屈尊俯就」的陷阱裡。「傭人」這個字眼,讓開明的道德、良心大感震驚,然而常贅的確是個傭人。那麼,我爲什麼要寫他的故事呢?理由之一,當然是因爲我認爲有好室內設計故事可講。我也希望藉著他的故事,讓恐懼或嫌惡種姓制度的人知道,「神的子民」也是人自從甘地喚醒印度和全世界正視「賤民」受苦的情形,他們已經大受憐憫,卻也往往因而變得可憐可鄙;我們對他們的逆來順受所表達的關切或憤怒之情,反而否定了他們的人性面。當然,我更希望藉著這個故事,對常贅和我的情誼表示一番心意。

尋找印度精神

這個冷嘲熱諷的舒克拉是印度行政服務機構的成員,本身就是公僕中的核心菁英。他很清楚在鄉村待幾天是多麼充滿實驗性,以及那些會議桌行政人員又是如何迫不及待地跳上吉普車,想趕回舒適的公家宿舍,用淨化水、汽水或其他藥性強的藥物清除吸進肺裡的灰塵。政府爲勇於進軍鄉間的實業家設計了各種不同的優惠稅與優待,如果他們肯利用這些優惠條件,就可把所有主要員工從城裡調往鄉下,並提供員工住家、學校以及保健中心。如此一來,員工就不必跟當地人打交道,或者對改善他們生活設備產生興趣。最常見的情況是當地人只能當清潔工或做點小生意。在那些行政人員、醫生、教師們由城裡深入鄉間安頓下來之前,縱使投資很多心力興建學校與保健中心,都不可能發揮應有的社會服務功能,而那正是世界銀行所說的平衡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主的聲譽已經因爲沒有落實而敗壞了 。 一九八九年大選期間,我詢問一個勞工的投票意向,他回答:「有什麼分別呢?不管我投票給誰,最後還是到那個人的肚子裡去了 。」民間對政客大失所望,新用語因此而生。有一個毫無翻譯就直接融入印地語的新詞彙「票倉」指政客運用手段拉攏某個社群或教族,對其成員提出特別承諾(那承諾是不會兌現的),意圖取得他們的支持。另一個新詞彙「席位」,在制服訂做術語上乃指官員席位,但已被引申爲政客爭取席位時肆無忌憚,到手後更死黏著不放的態度。此外,「他才來又走了」是指很多政客隨著官運波動而跳槽換黨的情形;「印鈔票機」指涉及龐大金額的方案,經手政客可從中大撈一筆。多數政治學者都嘉許印度選民有智慧,因爲表現不好的政客都被他們扔出局了 ,但是這制度本身似乎不允許根本的改變,所以總有一天,印度選民也會對這制度失去信心。 印度的情況顯示出只有民主還是不夠,順便一提,只有經濟成長也不夠。印度眞正需要的,是一套能切中過去和現狀的政策與政治制度。政治學家歐克斯修特在《政治及其他論說文的理性主義》一書中寫道:「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能夠確保自己的活潑定位和連貫性(不會憎恨自己過去的經驗而欲除之以爲快)的科學家可說是幸運兒。這並非因爲他們擁有別人所缺乏的,而是因爲他們能夠仰賴自身,不必外求。」支配現代印度的菁英分子則認爲,一切好的事物都來自外界,他們不但「憎恨自己的經驗」,而且更「欲除之以爲快」。我們西方人倒不憎恨印度經驗,我們只是藐視它,而且認爲可以提供印度更高明的東西。很多充滿勇氣卻無影響力的印度人雖然明白歐克斯修特所說的道理,但隨著衛星電視的盛行,要力抗這種外界壓力卻日趨艱難,他們只有逐漸變成處於社會邊緣的人。我深深認爲,如果我們眞的有意應付印度的貧窮問題,我們也必 須對印度的過去表現出深度尊重,甚至親自向它學習,因爲我們仍無法提出解決貧窮之方。我們必須警覺到一點:我們的生活方式所鼓勵的想法與政策,其實正好助長世上其他較不繁榮地區的貧窮與不安定。眞正的發展進步,並非只限於經濟層面。 我也深知,一定會有人指控我在鼓吹回復印度從前的黃金時代,而那種時代其實從未存在過。很多人會說我在努力讓印度開倒車,否定它在現代科技上的成就,剝奪了民主自由。我認爲,這類批評其實就是接受以下的宣稱:西方的開放民主已經眞正獲勝,如今只有此一途徑可行。無疑印度必須活在今天的世界裡,印度公民也必須感覺自己處於進步繁榮中,印度必須跟上所有最新的知識,卻要視問題的需要來採納知識,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傳統和信仰之上。《聖雄甘地的心念》一書如此引述甘地的話:「我所指的蘇美島自治獨立,是要保持我們文明的傳統精神完整無恙。我想寫很多新東西,但那必須以印度精神爲基礎。等到我能夠對西方回報以同等的合宜興趣時,我也會很樂意從西方借用一些理念過來。」

消費主義入侵

印度也追隨了西方的經濟理念。社會主義不再時興之際,尼赫魯否決了甘地的請願,亦即先發展鄉村,再透過集中規畫天然酵素往上發展,專心致力於創造工業化國家。如今西方已經否決了社會主義,印度菁英分子又大談開放經濟,主張以消費刺激經濟,推動經濟成長,准許創造財富來「細水長流往下滴」。諷刺的是,拉吉夫推動經濟開放的那幾年,就業率反而降低了 ,而在印度就業率成長卻是最重要的事。東歐共產國家垮台後,我有位朋友在舉世歡欣雀躍的情緒中,前往牛津參加一項會議。當他被問及對民主勝利作何感想時,回答道:「我不認爲是民主贏得勝利,其實獲勝的反而是消費主義,這對我們來說將是大災難。」只要觀察印度電視上的廣告,就可以發現消費主義在印度大爲成功,儘管大部分印度人都不指望買得起那些商品。即使哪天他們買得起了 ,我們這些提倡消費主義的人也不必太高興。印度每人每年的商業能源消耗量是兩百一十公斤石油,而一個英國消費者所消耗的石油是三千七百五十六公斤。印度的人口大約九億,如果每個人都有能力像英國人一樣消耗這麼多商業能源,就意謂著全世界每年要額外開發三十億九千萬噸石油。試想這種消耗,將會對全球溫室效應造成什麼後果?更不用提對石油以及其他能源的影響了 。 當然,並非只有消費主義扭曲了印度經濟。印度很多弊病都可以歸咎於社會主義者的控制,他們保護了效益差又往往腐敗的工業家。不過我並不認爲,如果印度修訂政策、開放經濟、致力於全球市場的競爭而非保護本國市場,情況就會大爲好轉;因爲這代表著龐大投資所致力的產品,只有少數人才買得起。儘管有種種管制,如今印度的投資已傾向於討好菁英分子。舉例來說,民間交通工具已經發展到大部分印度人夢想不到的地步,可是在德里銜頭,還是充斥著日本設計的汽車與摩托車,因爲這些車在國際市場上都擁有屏風隔間競爭力。至於不太富裕的人,可乘坐的就只有年久失修、油量不足的老爺巴士了 ,即使路況通暢無阻,老爺車也無法提供有效服務。而近郊鐵路也沒有値得一提的開發,政府甚至不打算減輕窮人計程車司機也就是腳踏三輪車夫的重擔。三輪車夫享受不到現代化流線型、冶金學或引擎的進步成果,我在德里待了一 一十五年,沒見過三輪車有所改變,車身依然超乎尋常地沉重,甚至沒有現代輔助工具如傳動裝置等。 世界銀行在一九九〇年關於貧窮的報告書中建議,發展中國家如果能「把最具生產力的資產人 力,推廣在具生產力的用途上」,並且「爲窮人提供最基本的社會服務」,就可以獲致成功。就官方論點而言,印度過去四十多年來都在朝這方向努力,不論是官樣文章或理論上都算是做到了 ,不但通過了相關法案,也表決了要提供社會服務的基金;至於失敗的原因,則在於未能落實執行條例以及基金支出分配。想要落實執行並監督條例與政策,支配行政機構的菁英分子就得深入鄉間,融入村民生活。可是他們連離開邦首府都不願意,因爲只有在首府才能享受舒適與現代化的便利,他們當然不願意下鄉到行政區公所去。有一本娛樂性豐富的印地語小說《宮廷頌歌》 ,內容描寫的是印度政府在鄉間的徒勞無功。作者舒克拉寫道:從前白人統治印度時,他們在鄉村下榻之處的.厕所,都興建在河畔、山谷、樹林或芒果園裡,總之,是在一些能讓他們腦中浮現出華滋華斯,十八至十九世紀的英國詩人,作品以歌頌大自然為主)、泰戈爾或龐特二詩作的地方。其他如灰塵、喧擾、霍亂、天花、印度沒有句點 瘟疫、飢荒、貧苦、醜陋、惡劣態度、令人不快的表現等等,都很難映入他們眼簾……。如今,已經有幾百個實例證明,褐膚大老爺從城裡到鄉下去,在一個村子裡待上幾天,喝了當地的水之後,還是能活亂跳地回到城裡而且安然無恙。他們以吉普車爲工具,日夜掀起滾滾沙塵,至少有團體制服是成事了印度以前只位於城鎭當中,如今正逐漸擴展到鄉村裡。

尊重與了解

這篇文章博得印度那些講英語的菁英分子一致喝采。要讓一個制度聲名掃地的辦法,就是強調該制度的過分之處。勒文的Holika Holika說法並沒有錯,種姓制度的確有許多過分之處,然而,不斷抹黑種姓制度的結果,卻加深了很多印度人對自身文化的自慚形穢感。其實,種姓制度也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調適,並非全然停滯不變。該制度雖有負面之處,但也有良性的一面,如果能體認這一點,就會對印度文化較爲尊重與了解。種姓制度爲千萬印度人提供了安全感和社群聯繁,給予他們身分定位,連西方科學或思想都無法提供這種功能。種姓並非只是身爲婆羅門或下民這麼簡單,它其實也是一種親族關係制度,提供了比家庭更爲廣泛的支援團體,該團體擁有自己的社交生活,成員均得以參與。一九八九年九月的《講座》雜誌,刊登了印度出類拔萃的女性主義者姬施娃的文章,文中提到:「即使殘存的堅定親情與社群忠誠仍有負面遺風,然而堅定的社群聯繫,卻可爲個人提供極大的安定感與尊嚴,遠勝於個人單獨所能擁有的。這點也足以解釋爲何印度窮苦大眾仍能維持相當強烈的自重感。」這種自重感,恰好就是那些堅持平等主義卻思慮不周的人所欲摧毀的。姬施娃也指出,這種經由親族聯繫關係所提供的支援系統,依然爲印度窮苦大眾帶來更大的社會安定感,比起後繼的社會主義政府爲協助窮人而引進的各種計畫,其綜合效果要大得多。到目前爲止,每個上台的印度政府都考慮過是否採用社會主義爲政治信念,卻沒有人打算採納西方信條來因應印度的自助洗衣特別需求。 對印度語文的攻擊則始於一八三五年,《牛津印度史》稱之爲「命定的決定」,決策者是當時的總督本廷克。他裁決「英國政府的遠大目標應該致力於宣揚歐洲文學與科學」,並指示所有可運用的教育基金應該「用於加強當地人口對英語文學和科學的認識,並且採用英語爲教學工具」。 英語後來成爲國際語言,更是助紂爲虐地扼殺了印度語言,印度社會上層領導視之爲英國人所賜予的最了不起的禮物,並規定英語爲他們專屬俱樂部的語言,父母若是送兒女進這種俱樂部的機會不大,也會不惜代價讓子女接受英語教育。菁英分子對於英語令印度語言枯竭,阻礙通行全國的本土語言成長一事,絲毫不以爲意。他們堅持要保留英語,使它成爲多語化印度的「普話」,儘管事實上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人口懂一點基本英語。最諷刺的是,英國人反而嘲笑印度人熱中學習英語,印度口音和印度英語長久以來就是最好的笑柄。我在印度爲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工作的這些年裡,見過很多供稿者被回絕,理由經常是「濃厚的口音」、「太過於彼得,席勒, 一九二五~ 一九八〇,英國喜劇演員,主演過〈粉紅豹〉了」。我在「全球廣播」中經常聽到濃厚的歐洲口音,透過雜音傳到德里時更令人聽不懂。我很懷疑,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許多製作人是否會對法國人說無法接受他的口音;他們只要能找到一個肯講英語的法國人,就已經高興萬分了 。法國人對自己的辦公桌很自豪,仍深受殖民影響的印度菁英分子則不然。

大眾的宗教信仰

獨立之後,印度採取了當代西方觀點,讓常識判斷力來統領一切,把宗教完全囿限於個人範圍,遠離所有公眾生活這還是最寬容的aluminum casting手法,因爲大多數西方人其實已把宗教扔進垃圾桶了 。「現代化」的印度人免不了以我們爲榜樣,若有人不認爲宗教應該完全置於公眾生活之外,就會被視爲「教族之人」,意即向自己信仰的宗教圈子一面倒。菁英分子所說的「政教分離主義」,無可避免地返化爲藐視宗教;然而,對無法享有現代化福祉的印度大眾而言,宗教即使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依然是重心之一。我必須承認,我認爲西方因爲缺乏宗教而付出了沉重代價,雖然這一點促成了經濟進步,從而獲得生活中其他成就,即使那些成就短如過眼雲煙。我認爲,我們錯在於打斷了別無其他精神寄託者的宗教信仰,而本來只有宗教信仰才能爲他們帶來慰藉;我們一直被教導著要打斷印度大眾的宗教信仰,也繼續教導印度菁英分子這樣做,因此形成了反彈,並導致印度教死硬派的興起,也就不足爲奇了 。 一 一十世紀印度最偉大的領袖甘地,本身宗教信仰深厚,但他極力反對自己信仰的印度教義中的過分之處,特別是對所謂「不可接觸者」下民的鄙夷態度。他明白,輕慢宗教比改革宗教更加危險,也堅信起碼印度的政治是需要宗教的。他在自傳裡說過:「我可以毫不猶疑但極盡謙卑地表示,那些說宗教和政治無關的人,根本就不懂宗教。」眾生平等被權充爲後宗教理念的中心宗旨,在神眼中或許眞是如此,然而人類彼此之間卻絕對不會對他人一視同仁。由於平等主義信條有這種基本缺陷,我們西方人如今便大談「機會均等」。追求人人機會均等,的確在很多方面產生了成就,但這個想法也同樣有先決條件:先要相信還有來生,才能實現機會均等。因爲我們投胎時,機會就已經不均等了 ,隨著後天家庭環境的不同、就學的學校不同、接受不同老師的啓發或扼殺、個人天分被發掘或埋沒、天分得以發揮與否種種banila co.因素,都更加深了機會不均等的鴻溝。我們的一生就是如此演變下來,所以永遠會有贏家和輸家。西方許多年輕人的疏離感以及老年人的孤獨感,都顯示出平等主義對那些無法赢得勝利者所造成的痛苦。平等主義表面上要讓所有人皆成贏家,卻又忽略那些注定要成爲輸家的人。試想,像印度這種國家,會有多少人天生注定要成爲輸家?這裡的兒童由於營養不良,導致體能和智能不足,許多父母被迫視家人爲可供利用的資產,一有機會就讓孩子當童工賺錢,接受教育通常被視爲浪費,因爲受完教育也不見得有出路,生活水準不見得可以提高。萬一平等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本位主義摧毀了社群,而社群卻是支援天生注定沒機會者的後盾,後果又將會如何呢?儘管如此,印度菁英分子已經對平等主義入迷了 ,以至於完全看不到「種姓制度」的丁點好處。這個制度的確爲天生注定被剝奪機會者提供了定位與尊嚴,使他們可以站在平等的立場與人競爭。然而,對講究平等的西方人而言,種姓制度既有害又可憎,對印度菁英分子來說亦是如此。印度菁英分子必讀的英文日報《政治家》,不久前刊載了 一篇勒文的文章,其中提及對臭氧殺菌的想法:這個魔種〈指種姓制度)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到了眼前這個時代,那些一出生就注定處於低下地位之人,仍然永無翻身之地〈在印度,最低下的地位是眞的很低的)。這些人很認命,完全沒有怨嘆命運,或者認爲自己可以、也應該有更好的不同命運。下層種姓以及部落之民被施以很多殘酷手段,曾經有一度,難得聽到一星期之中沒有下民被謀殺:有時候被謀殺的原因,甚至只是在前言印度沒有句點該種姓不准使用的水井打水,被人認爲污染了井水。

態度以及制度

深具名望的印度經濟學家阿瑪提亞,在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七日的《印度快報》上發表了 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到:「了解印度的關鍵字行銷菁英本質現象是很重要的事,如此才能理解印度的政治。」他自己就是個例子,他把印度發展高等教育的成功,拿來跟他稱之爲「令人震驚地忽略基礎教育」的現象相比較。爲什麼給予每個人投票權,並非意謂著權力能從菁英分子手中轉移至大眾!在印度,眞正的大眾無疑就是窮人,我認爲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的菁英分子根本沒有從殖民後遺症裡復原,所以尙未發展出一套意識形態、態度以及制度等,來改變窮人的地位,讓窮人由臣屬者轉變爲印度政府的夥伴。民主所以失敗,是因爲窮人選出的人本來就已經在統治他們了 ,因此無法代表他們。票只不過是邁向民主的第一個階段而已。 要是印度不對勁的原因,完全是英印統治的後遺症所致,那大概還有很樂觀的空間。畢竟,最糟糕的後遺症到頭來總會消失,以我一 一十五年來對印度的認知,已經見過許多顯著的殖民統治遺風消失了 。印度不再由褐膚大人仿效過去的統治者白膚大人的方法來支配,不過依然受到外國思想左右。我這種想法就跟那些褐膚大人的想法一樣都屬於異類。殖民主義教導它製造出來的菁英分子要崇仰〈更常見的是一面倒)異族統治者的論文翻譯行事方式,這種心態,在獨立後的印度依然流傳了下來。 印度最優秀的學生已不再前往劍橋和牛津深造,而寧願到哈佛或耶魯去。然而,他們在那裡所學到的,跟自己的國家又有何相關呢?那裡科學家所鑽研的科技,是以減少生產製造的人力爲目標,但勞工卻是印度最大的資產;那裡的醫生想要行醫的方向,是以最先進、昂貴的科技,提供以個人爲主的治療,而印度最需要的則是大眾保健、預防醫學,以及簡單治療法,而且是要不費昂貴代價就可訓練醫務輔助人員來執行的。那裡的商管學校畢業生,了解如何經營幾十億資產的複雜企業,而這類企業正好可消滅以勞工爲主的小生意,以及一些不太精進、但印度官方承諾要鼓勵的實業。這一切並不値得驚訝,因爲美國所關切的是如何教育學生來傳播美國生活方式,並且維持美國經濟的擴充狀態。 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由於對抗共產主義成功而更爲強化,也使一切變本加厲惡化下去。我們不需要借助武力來壓制這些現代殖民地,不必爲了捍衛我們的利益而派總督管理他們,我們的經濟自然會讓他們俯首就擒,我們有目共睹的成功也確保他們願意被奴役,即使是心不甘情不願。今天,絕大部分印度人都能理解,一 一十世紀末,他們依然受制於我們的文化而別無選擇,正如同他們的前兩代,在世紀初眼見自己受制於殖民統治,卻也別無選擇。 宗教與語文淪陷要毀掉一個民族的文化與定位,最好的辦法就是暗中破壞宗教和語文。這一點,英國人以印度統治者之姿做到了 ,而且至今還保有部分支配性文化。無疑當年統治的英國人處理印度教問題十分小心,尤其是在反英暴動之後。我們不像某些殖民強國一樣,力圖把印度變成基督教國家,但是我們的確製造出die casting一種印象:我們的宗教比印度教優越。記得我小時候在加爾各答,就聽人說過回教徒強過印度教徒,因爲他們至少不崇拜偶像。